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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绕过的人物托尼·朱特: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

更新时间:2018-06-05 17:55 互动: 文字大小: 浏览: 手机浏览

二十年多来,托尼·朱特是各种主流思想期刊上经常出现的名字,在英美世界的智识生活中,他是一个无法被绕过的人物。但这位英国历史学家2009年10月在纽约大学的演讲令许多人感到震撼。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缓缓驶上舞台,他的脸上戴着呼吸装置。他向听众解释自己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渐冻症”),这是一种最终会破坏一个人移动、呼吸能力的致命疾病。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朱特谈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是朱特的最后一次演讲。一个月后,朱特在他的公寓接受了《高等教育年鉴》的一位编辑的采访,他说话声音非常微弱,需要借助麦克风才能让人听清他的话。采访持续了两小时,整个过程中身体一直处于明显不适状态的朱特谈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即将来临的死亡。思想是学术界的货币,《年鉴评论》(The Chronicle Review,《高等教育年鉴》评论版)多年来致力于为读者讲述这些思想背后的人。本文是一位不仅面对自己毕生工作,也直面死亡的学者肖像。托尼·朱特于2010年8月去世。

200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出现在格林威治村的纽约大学史葛柏艺术表演中心的舞台上。“我要先斗胆跟各位说几句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这样说道,他身上裹着黑色毯子,戴着Bi-Pap呼吸装置。“如你们所见,”他缓慢而困难地说着话,声音沙哑,“我的身体从脖子以下都瘫痪了,还需要借助我脸上这个看起来很荒谬的管子呼吸。”在这场演讲一年多前,朱特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种病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渐冻症”,这种致命疾病会逐渐破坏一个人移动、呼吸、吞咽和说话的能力。

2005年,仅仅四年前,这位纽约大学的欧洲历史教授出版了《战后欧洲史》,他也因此书的出版而达到自己职业生涯的顶峰,这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重生为主题的书籍受到了很高评价。它被选入普利策奖决选名单和《纽约时报》十大好书榜单。学术界之外,朱特在和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吵以及左派内部的争吵中成为一名声名卓著的政论家和令人敬畏的“斗士”。他最受公众所知的可能是他对以色列所持的严厉批评立场,他也是“一国方案”最知名的倡导者——所谓“一国方案”是指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国家,以此来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他的这一立场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

朱特10月的这次演讲是雷马克研究所举办的年度演讲中的一场。雷马克研究所是朱特于1995年创建的跨学科中心,旨在促进美国与欧洲相互的理解。朱特的朋友、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这次演讲是朱特的“回顾演讲”,朱特“终生都在思考作为左翼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场演讲给了他对自己思索的一生进行反思的机会。

这是朱特第一次坐在轮椅上对公众发言。之后他淡淡地表示,“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像彻底的废人。”当坐在电动轮椅上的朱特驶上台后,整个剧院随之笼上了一层紧张的气氛,在座的700多人顿时安静下来。朱特觉得以他当时的状况,如果要用准备好的稿子演讲会过于费事,于是决定完全脱稿演讲。他能保证自己的注意力不分散吗?他能否完全不顾自己难以抑制的口渴,无法消除的瘙痒和肌肉酸痛?

他开始拿自己开玩笑,他称自己是“脸上套着塑料容器的四肢瘫痪者”,并且承诺不会使用过于夸张的手势。人们的紧张情绪稍稍有所缓和以后,他开始阐述自己演讲的主题:“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朱特呼吁人们关注美国和欧洲对效率、财富、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崇拜。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代奥地利思想家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是商业理论家彼得·德鲁克,经济学家哈耶克、米塞斯和约瑟夫·熊彼特以及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目睹了自由主义的崩溃和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他们得出结论,捍卫自由主义的最佳方式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朱特在演讲中说道。公共责任已经被彻底交由私营部门承担。朱特警告说,美国人和欧洲人(程度稍弱)已经忘记了如何对经济选择进行政治的、道德的思考,他那脆弱的、带有英国口音的声音越来越大。放弃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美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和欧洲的福利国家——“是对我们的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

在这场持续近两个小时的演讲里,朱特谈到了自己长期关注的几个主题:知识分子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于过去的20世纪,美国人和欧洲人既不理解,也没有能从中吸取教训(朱特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遗忘时代”)。在演讲的最后,他说了这样一段务实的话:“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未来,代表我们为自己绘制的理想世界会让人很快意,但是这种说法会误导别人。”他仔细地吐出每一个词。 “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过去。但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

演讲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历史学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当时也在场,他说:“演讲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思考能力——不但毫无减弱,而且在很多方面无与伦比——与身体之间的巨大反差令我感到震惊。 但是五分钟后,我就忘记了他身体上与正常人的差异,注意力完全被他的讲话以及他想表达的内容的价值所吸引。”沃林补充道,“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感动的场面之一。”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朱特的公寓里和他见面。他的公寓在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的一个砖砌高楼的高层,他和他夫人、舞蹈评论家珍妮弗·霍曼斯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门上的标志写着访客需要洗手。朱特的护工是一个年轻男子,他默默地领着我走在一尘不染的木地板上,穿过宽敞的公寓来到摆满书籍的书房,朱特正坐在轮椅上等我,头靠在一个棕褐色的枕头上,手放在膝盖上,光着的双脚有些浮肿。61岁的他头发剪得很短,胡子灰白。他穿着褐红色T恤和法兰绒裤子,戴着圆形眼镜。他的左耳佩戴着一个无线麦克风。我们之间虽然只隔了几英尺,那位护工还是打开了麦克风的电源开关,朱特微弱的声音突然从附近的扬声器中传出。

“80年来,各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了很多,而我们这代人看到了这种投入减少了。我们正在抛弃过去的努力、想法和宏图。”很显然,说话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但这不妨碍他雄辩地表达观点。他的眼睛被迫承担起表达“肢体语言”的功能,表现力惊人;当他兴奋起来的时候,他的眉头会耸得很高,眼睛张得很大,比如在他谈起下面这个话题便是如此:“面对一些非常好的问题,20世纪广为流行的某意识形态给出了有很大缺陷的回答。在这个很有缺陷的回答被抛弃以后,我们却也忘记了那些好问题。我想让人们重新考虑这些好问题。”

我问他演讲结束后感觉如何。“我很高兴,”朱特简单地回答。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劝他放弃在演讲中讨论社会民主主义,而是选择谈谈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我考虑过他们的建议,”朱特说,“但我对这种病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可我对社会民主主义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表达的,而且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下来谈,也可能会多多少少影响人们对疾病的理解。他深吸一口气。 “本来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当然就去做了,而且要在目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好,让人们尽快不再因为同情肯定我。”

朱特出生于一个属于中下阶层的犹太家庭,家里的长辈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反对者。他们住在伦敦东区,历史上这个区域就是犹太人的聚集区。“一种低烈度、不粗暴、文化层面上的反犹主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完全被接受的,”朱特回忆道。朱特的父母担心自己十几岁的儿子缺乏社交能力,1963年,他们把朱特送到以色列,参加由一个基布兹组织的夏令营。朱特在那时候成为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是一个理想的皈依者,”他说。他后来成了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的领导者,甚至还在巴黎举行的一场大型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朱特当时吸烟,但他还是在演讲中借机谴责犹太青少年吸烟是一种“偏离常轨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67年,在“六日战争”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朱特自愿为部署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国防军提供翻译服务。他惊讶地发现,许多与他一起工作的以色列年轻军官都是“反阿拉伯的右翼暴徒”;另外一些人则“只是配了枪的傻蛋。”当时的他认识到,以色列“已经从一个有些狭隘的拓荒社会变成为一个相当自鸣得意、优越感十足、好战的国家。”

对以色列幻灭的朱特回到了英格兰。他在高中最后一年已经被剑桥大学提前录取。之后,他又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他在巴黎认识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女英雄、颇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她的研究方法将抽象分析与对历史环境非常密切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既不是政治科学,也不是历史,但它把两个学科里最好的部分结合在了一起,”朱特说。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与德国出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学家乔治·利希泰姆(George Lichtheim)建立了通信联系。“他极为杰出,同时也非常抑郁,”朱特回忆道。“他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在题材、风格和方法上对我有很大影响。” 朱特把自己的文集《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献给了克里格尔和利希泰姆。

朱特的第一本书《法国社会党的重建》(La Reconstruction du Parti Socialiste:1921-1926)详细分析了法国社会党与共产主义的决裂,1976年该书在法国出版。三年后,剑桥大学出版出版了他的《普罗旺斯1871-1914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的起源研究》(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1-191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French Left),在此书中,朱特细致分析了普罗旺斯低地农民在遭受经济上的打击之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左派:法国劳工和政治研究,1830-1981》(Marxism and the French Left: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981,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出版)一书中得到了更全面的处理。这些早期作品让作为优秀的年轻政治史家的朱特为人所知。1987年,他离开牛津大学前往纽约大学历史系任教。

朱特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中,他认为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没有真诚地看待共产主义。“一直以来,托尼对极端左翼对苏联表现出的某种盲目很熟悉,”桑内特说。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关切,朱特写出了《未竟的往昔》,在这本书里,他不留情面地剖析了几位左翼名人——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罗马天主教哲学家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Esprit杂志的创始人)等等,并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的鲁莽和天真导致其亲苏。《纽约时报书评》的封面上评论称赞这本书为“一项坦率而极具摧毁性的研究”。众多赞誉纷至杳来。(1998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二十世纪》是《未竟的往昔》的姊妹篇,朱特在这本书里描绘了法国政治生活中完全相反的传统:反对共产主义的、完全独立的传统)。